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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最大电影厂的红色改造（第4页）

1933年，伪满洲国也注意到了拍摄自己电影的重要性。在这一年，“满洲国治安部军政司”发布“‘利用电影之宣传计划’，增加了在电影活动方面的资金预算，拍摄了《满洲国军之全貌》（5本）、《

光辉的满洲国军》（5本）等军国主义纪录片”。#pageNote#13以此炫耀日本军国主义。

而此时的甘粕正彦，其“劳工”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在山清水秀的吉林省吉林市，一条蜿蜒的铁路线从城内直通几十公里之外的松花湖。铁路已经弃用多年，成为摄影爱好者最好的拍摄取景地：夏日，铁路线两侧垂柳依依，山峦叠翠，江水长流；冬日，或是白雪皑皑，或是雾凇垂挂枝头，美不胜收。但时间如果回溯到20世纪的30年代，这里所呈现的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劳工在砍树木、修铁路、筑大堤。而这些劳工，有很多是通过劳务公司闯出山海关来到这里谋生的。当年的他们并不知道，来东北的背后推手有一个日本人，名叫甘粕正彦。

1934年4月1日，一个名叫“大东公司”的机构在天津成立，其主要目的就是把山东以及华北等地的劳工向东北的“满洲国”输送，日本人要在这个新兴的“国家”一展宏图，打造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殖民地。在甘粕正彦的谋划下，日本陆军预备役少佐三野友吉出任大东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在青岛、威海、山海关等地设签证事务所，于大连则设办事处。第二年，公司改组，五十岚房吉、三野友吉、甘粕正彦分别成为合资人。有统计数据显示，1935年有44万劳工来到“满洲国”

，1936年则是40万人，1939年创造了年度最高值，达到49。23万人。当时，每促成一个进入“满洲国”的劳工，大东公司都要收取1元钱费用。可以想见，这笔收入如流水一般，汩汩流进甘粕正彦的腰包。作为发起者和操作者之一，甘粕正彦以“帝国建设者”的姿态全情投入，还赚了大钱，一时风光无两。但赚了大钱的甘粕正彦并没有大肆挥霍，而是从巨额利益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在天津等地的特务活动经费及日本在中国的各项“战略”之上。

获得巨大“成功”的甘粕正彦受到了关东军的青睐，希望他再次出山，到“满洲国”为官。1937年4月，甘粕正彦出任“满洲协和会”总务部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甘粕正彦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安排，是给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举行安葬仪式。1928年6月，乘火车从北京返回沈阳的张作霖行至皇姑屯时，被事先埋好的炸弹炸死。接掌东北权力的张学良没有把张作霖下葬，而是把他的灵柩停放在沈阳城外的老爷庙当中。

甘粕正彦找到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陈述安葬张作霖的理由，并提出把张作霖的遗体运至辽宁锦州，葬在张作霖结发夫人的墓旁。东条英机给予了强力支持，还专门拨出资金。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礼仪，张作霖遗体的下葬规范而且隆重，报纸

上的醒目标题让这一新闻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宣传教化民众的角度，甘粕正彦又为“日满亲善”立了一功。

但甘粕正彦只在“满洲协和会”干了两年，1939年的春天，48岁的甘粕正彦做出了辞职的举动，来到大连海边自己建造的豪华别墅，享受“天伦之乐”。

惦记他的人中，一个叫作武藤富男，是“满洲国总务厅”弘报处的处长，一个叫作岸信介，是“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他们正在为一件事闹心：已经成立了两年的“满映”效率低下，没有拍摄出令他们满意的影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完全没有达到最初的设想，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老百姓们喜欢的电影，大多来自上海，用电影发挥“教化民众”的目标没有实现。他们反复磋商，觉得甘粕正彦是主宰“满映”的最合适人选。

不久，他们将橄榄枝伸向了在大连海边观赏日升日落的甘粕正彦。不用过多介绍，甘粕正彦对“满映”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清楚接手这座亚洲最大规模的电影厂意味着什么。那么好的条件，没有任何道理做不好，甘粕正彦的内心再一次升腾起一种年轻时常有的狂热。他决定放弃眼下的海风与阳光，重回“新京”。

1939年11月1日上午，从距离长春火车站不远的大和旅馆下楼后，甘粕正彦钻进了送他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汽车。按他精确

安排的时间，8时55分，汽车准时出现在了位于当年“新京”洪熙街的“满映”总部。

部长以上的干部都在干什么？9时整，没见到几个人的甘粕正彦把庶务课（机关杂务部门）课长叫过来问道。

“他们10点钟才能来。”庶务课长如实回答。

“派车马上把他们接来！”甘粕正彦命令道。

庶务课长立即做了安排。很快，各部负责人都被接来了。当被带上汽车的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天会有大事发生。

“我是甘粕正彦，现在来担任理事长，请大家多关照。我要宣布一条纪律：从明天开始，9时必须准时上班！”站在众人面前的甘粕正彦尽管个子不高，但自带气场。

随后，“满映”召开全厂大会，欢迎新任理事长的到来。甘粕正彦从这一天开始开启了生命中最后6年的电影生涯。

“改革”和“整顿”很快开始了，而甘粕正彦所靠的，一手是铁腕，一手是“柔情”。

首先解决的是“满映”的资金源流问题。甘粕正彦找到“满铁”的负责人，陈述资本金增加的必要性，获得同意后，又找到“满洲国政府”相关部门，要求追加资金投入。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和了解后，甘粕正彦以雷霆万钧的手段重新构建组织机构，深化人事改革。

通过调查，甘粕正彦发现伪造学历者大有人在，在随后开始的整顿中，全部员工的5%遭到

了辞退。

对于电影拍摄的类别，甘粕正彦也进行了细致研究。在组织机构重组和人员精减后，他把新闻电影和文化电影进行了整合，专门做“启民电影”，整体电影制作也因此分成了“娱民电影”和“启民电影”。“为了提高整个机构的生产效率，他（甘粕正彦）先后实行了五次组织机构调整。”#pageNote#14资金有了，机构调了，接下来就是对人的培养和使用。

甘粕正彦“三手”齐下。第一手是把原来的“演员训练所”改造成“养成所”。原来的“演员训练所”是单一的演员培训机构，现在的“养成所”则是一所培养专门人才的艺术学校。“表演教育为主的演技科成为养成所的下设科系，与演出科（导演、美术、编剧）、技术科（摄影、录音、剪辑）、放映科、经营科并列。”学员接受的课程分为基础和专业两类，基础又分为基础性常识课程、电影专业相关基础课程和共同科目；专业则涵盖声、台、形、表等课程。学员的学期为一年。#pageNote#15

第二手是重用艺术人才，重金聘用日本国内的电影界大师，大胆使用左翼人士。根岸宽一是日本资深电影界人士，德高望重，在甘粕正彦到“满映”就职的时候已经是“满映”的理事兼制作部部长。甘粕正彦对“满映”改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他和根岸宽一之间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信任关系。

而在数次机构调整过程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一批有才能的日本员工被选拔上来，不拘一格地安排在各个岗位上。他还重金引入日本的著名电影界人士。1942年6月，作为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八木保太郎有感于甘粕正彦建立亚洲一流电影厂的抱负加入“满映”，成为“娱民映画部”部长。“后来又有摄影师五久正二，关西映画人联络事务局局长北川铁雄，新兴映画公司的舆德雄、宫西四郎、佐野义雄，松竹映画公司的杉山公平、编剧片冈薰、摄影师石村苏秩、导演笠井辉夫……陆续来到‘满映’。在这些人物中，像铃木重吉、内田吐梦都是享誉日本电影界的著名导演，杉山公平是著名摄影家，也是世界级的摄影师，……八木保太郎和松浦健郎等，都是日本著名剧作家。”#pageNote#16

人们都知道，在20世纪初期，中国一大批留日学生，如郭沫若、成仿吾、胡风等都是读到了河上肇翻译的《资本论》等著作，从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河上肇有一个内弟名叫大塚有章，因为受了姐夫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后因从事改造社会的运动，被以“违反治安法”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出狱后被驱逐出国的大塚有章来到了“满洲国”。由于“警宪部门”掌握他此前的经历，没有单位或部门敢收留他。一个中学时代的师兄

看他可怜，通过私人关系，把他带到大和旅馆见甘粕正彦。简短的对话让甘粕正彦对大塚有章的见识和才华有了了解。没几天，大塚有章就进入“满映”成了巡映课长。“当时的‘满映’在甘粕正彦治理下，把很多左翼的、在本国入狱的、反战倾向的电影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员，召集到日本本土之外的‘满映’，既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之地和谋生之道，也为‘满映’的生产、制作和发行，为‘满映’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和最好的生产力，同时也为日本保存了一批珍贵的电影人才，使他们在战后既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不菲贡献，也为日本战后电影恢复和发展积淀了人力基础，同时，这些人也是战后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pageNote#17

第三手是扩大中国人在“满映”的职权。1940年，作为演员的王启民纠结了一阵子之后，与侯志昂一起，鼓足了勇气，跑到“满映”理事长的办公室，找到正襟危坐的甘粕正彦说：我们听您说要给中国人职权，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想转到摄影岗位去，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吗？

看着眼前还有些忐忑的王启民，甘粕正彦二话没说，抄起电话，让相关部门立即办理。兴奋的王启民立即拜日本著名摄影师池田专太郎为师，摄影技术从此突飞猛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启民因为获得了扎实的电影

摄影技术而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总摄影师。

像王启民一样，“摄影师李光惠，美术师刘学尧等人，也都是在甘粕正彦上任后‘满映’培养的，在各个技术岗位，开始有了中国人的位置和工作”#pageNote#18。这些岗位在甘粕正彦来之前是没有中国人的身影的，比如导演、美工、录音、剪辑、设备维护。从1940年开始，导演中有了中国人。朱文顺、周晓波、张天赐、王心斋、徐绍周等相继成为独立制作影片的导演。朱文顺的周围更是团结了浦克、李显廷、张敏、白玫、叶苓等一批优秀演员，这客观上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积蓄了专业力量。张天赐来自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创作了很多高质量的影片。编剧中也大量出现了中国人，张我权、周晓波、王则、张天赐、朱文顺、张南、刘国权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针对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甘粕正彦严格要求他们的作息时间，而对于编剧，则允许大家实行相当宽松的工作制度，平时不必来单位上班，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出剧本就可以了。交上来的剧本也不是必须保证采用，如果没有被采用，也不影响编剧的工资。这样一来，大家积极性上来了，想法也开始海阔天空了，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一大批剧本被创作出来。

甘粕正彦充分尊重大家对

岗位的选择，只要自己愿意，干什么他都支持。甚至后来李香兰找到他说，要离开“满映”到上海发展，甘粕正彦也是全力支持，没有半分阻碍。对于女演员，甘粕正彦明确制止过去的陪酒陋习，甚至在一些政要高官面前慷慨陈词，要给女性以平等的社会地位。甘粕正彦刚来到“满映”任职的时候，由于以往的惯性，在一次“政要”举办的宴会上，一些“满映”的漂亮女演员被找去陪酒。甘粕正彦十分愤慨，他找到相关负责人表示，女演员不能被当作艺妓看待，而要当作艺术家。他要求主办方再举办一次宴会，主要就是犒劳这些女演员。一些女演员告诉甘粕正彦，由于物资紧缺，吃不到水果，所以皮肤变得干燥，甘粕正彦就利用自己与军方的良好关系，弄来几大车的苹果发给大家。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政府”禁止养猪的命令之下，他仍然让厂里的农场养猪，过年宰了给大家吃肉。甘粕正彦在任时，厂里的职工基本上都有了一套自己的住房。

弄来大笔资金、推进机构改革、启用各方人才、对厂里员工表达善意，基本上想到什么就能做成什么的甘粕正彦所依靠的，是与“满洲国”和日本政要的非同寻常的关系。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岸信介、古海忠之等日本政要，大多是他的好朋友，有什么事，只要他

一出现，资金、用人等在别人眼里的难题基本都能解决。

有人给他这样的评价：统治“满洲国”的，溥仪只是个牌位，白天的真正统治者是关东军，夜里则是甘粕正彦。甘粕正彦的这些治厂措施取得了令关东军满意的成绩。1940年，影片生产猛增了3倍以上；在整个“满映”时期，共拍摄1000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致分为三类：“娱民电影”“时事电影”“启民电影”。故事片大都属于“娱民电影”，有伪警察如何维持治安，也有才子佳人莺莺燕燕；新闻片属“时事电影”，摄制日军占领南京、上海，轰炸重庆、偷袭珍珠港等，表现其如何在世界上耀武扬威；宣传片、教育片和纪录片则被归为“启民电影”行列，比如，日本人是怎样“开发”中国东北的广大资源，如何建立世界级的大工厂，把“满洲国”“打造成大东亚的乐土”，满嘴光明正大的侵略逻辑。

因为战争，“满映”当年拍摄的一些资料胶片也命运波折。“这些资料胶片后来不少流失到苏联，来自日本的专家发现后将其中的一部分高价买回，编成了30集的录像带，在日本发售。后来经向日本方面交涉，1995年5月，日本同意向中国政府赠送该影像资料。”#pageNote#19

1937年12月12日，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攻入南京。第二天，在日本侵略者的扶

持下，一群汉奸走狗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称“华北临时政府”或“北平临时政府”。

在甘粕正彦上任的第一个月，1939年11月，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满映”和日本“松竹”等公司出资筹建的“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在北平成立。“满映”出资25万元。1941年2月，“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组建燕京影片公司，拍摄《三娘教子》《孔雀东南飞》等一批戏曲片。拍电影并不是这家公司的绝对主业，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电影发行上，由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掌握的电影院达到了76家。

同此前在上海同样注入25万元资金成立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一起，“满映”开始了在中国的布局，打造一个“大东亚电影圈”成为甘粕正彦的膨胀野心。

在东北，各大城市都有“满映”的影子，沈阳、大连、哈尔滨都设有专门的分支机构。作为“满洲国”电影生产、发行和放映的专门机构，野心勃勃的甘粕正彦想打造一个“大东亚电影圈”。

1942年7月，在甘粕正彦的主持下，“大陆电影联盟会议”在“新京”召开，参会的公司主要是“满映”“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电影公司”。主导会议的甘粕正彦与此时执掌上海电影界的日本人川喜多长政达成合作意愿，中国东

北的“新京”与有“中国好莱坞”之称的上海开始联合出品影片。而在“满映”内部，甘粕正彦的“雄心壮志”还在继续。为了开拓“满洲国”的话剧市场，甘粕正彦紧紧盯住“满映”成立的“大同剧团”，想方设法推动剧团的发展壮大；为了开拓音乐市场，同时也为电影自身增强音乐元素，甘粕正彦新建“新京音乐团”，把日本国内知名的指挥家比奈隆、小提琴家辻久子、声乐家斋田爱子等请来，举办各种音乐会和演奏会，他还设立了“满洲唱片发行株式会社”，专司唱片及乐谱的销售；为了让电影发展更具理性，甘粕正彦倡导设立电影科学研究所，专事电影科学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头一遭；为了促进电影生产，甘粕正彦成立电影总公司，成立“满洲恒化工业株式会社”等，拍摄电影需要的胶片及一些设备，“满映”自己就能生产；为了使影片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甘粕正彦还到处建立电影院，对于没有条件的农村，则建立电影巡回放映制度；为了增进“满映”的影响力，他还设立“满洲杂志社”，为电影发行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