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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最大电影厂的红色改造（第3页）

此时，一个名叫大杉荣的人从巴黎留学归来，主办了一本名为《战旗》的杂志。由于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杂志上常刊登一些批评政府的文章，对社会影响极大。甘粕正彦认为这是对天皇的侮辱和亵渎。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整个东京混乱不堪。就在大混乱中，9月16日，“大杉荣和伊藤野枝夫妇以及偶然与他们在一起的6岁外甥失踪”#pageNote#4。警察经调查发现大杉荣夫妇是被杀死的，弃尸屋后水井，手段极为凶残。经过细致侦查，甘粕正彦和他的两个手下被锁定为真凶。法庭上，为了维护军部的利益，甘粕正彦不做任何辩解，在他的理解维度中，这只是他“忠君爱国”的一个寻常行为而已。当年12月8日，甘粕正彦被军法会议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可是，甘粕正

彦只服刑2年零10个月，便在昭和天皇大婚时得到特赦，被提前释放出狱。

“甘粕正彦获得假释，被送到法国去念书。甘粕正彦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pageNote#5

在法国学习了3年之后，1929年2月，甘粕正彦回到了日本。军人的出身，加上在国外几年的艺术修养，让甘粕正彦与一般的军官在气质上有了很大区别。他的回国，引起了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大川周明的注意。大川周明特意把甘粕正彦请来，与其进行了一次深聊，两个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十分趋同。特别是，他们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可以“大有作为”。

1929年夏天，受大川周明的派遣，甘粕正彦携妻子踏上了中国东北的领土。他在中国东北的大地上开始“导演”一幕又一幕“历史大剧”。

在沈阳，甘粕正彦首先找到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密谋良久。随后，他又拜会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随后，他又成为石原莞尔中佐的座上客。他们所策划的用他们自己的话叫作“满洲事变”。

当年的11月，甘粕正彦又出现在营口迎接溥仪的几个日本人中间，其行动之迅速、行踪之诡秘，令人咋舌。

由于在一系列的事件中，甘粕正彦“功劳卓著”，1932年，同溥仪一起

来到长春的他，被“任命”为“民政部警备司”第一任“司长”。作为“满洲国”警察的最高头目，甘粕正彦一度被称为“满洲国警察之父”。

上任不久，甘粕正彦就面临人生中另一个重大的考验，保障来中国东北调查是否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安全。甘粕正彦可谓尽心尽力，做到了安全方面的毫厘不损，直到李顿调查团1932年6月5日离开。在此过程中，甘粕正彦和一众人等统一口径，约束溥仪，告诉他“满洲国”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而不是清王朝的延续，回避一切日军侵略中国的嫌疑。

令人奇怪的是，送走了李顿调查团之后，甘粕正彦却突然辞职了，一共只做了三个月的“司长”。随后，他发现了“满洲国”“建国”后的一项新需求：“劳工”。

就在甘粕正彦转移视线，准备在“满洲国”“劳工输入”方面大有作为的时候，一个声音饱满、演唱“满洲”新歌曲的少女，在奉天广播电台亮相。她的名字叫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希望通过引进“劳工”而有利可图，同时又能为这个新兴的“国家”做出“贡献”的甘粕正彦，和做着甜美的少女之梦的李香兰一样，都无法预料他们会在未来相遇。他们更不会预料，他们的相遇是因为电影。

几乎在李香兰成为电台歌手的同时，“1933年

5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少佐提出建立‘满洲国营电影机构’”#pageNote#6。他的这一提法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基于长久以来日本推行的国策电影策略。

早在1911年，影片认定制度即由日本文部省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发布，日本的电影国策制度由此起步。1926年，日本“影片检查所”成立，对影片检查的标准就是日本当时制定的各种“国策”。1933年，《关于树立电影国策的建议案》和《关于树立电影国策的建议案理由书》由议员岩濑亮相继提出。一年之后，《电影统制委员会规则》正式由日本内阁会议签署，国策电影体制定型。

深受日本国策电影体制的影响，从1932年7月开始，“满洲国”开始了对电影拷贝的检查。1933年，一个叫作“电影教育讲习会”的活动在“满洲国国都”“新京”开展起来，主办部门是日本《每日新闻》社主管的“全日本电影教育研究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参谋小林少佐参与了活动，受到国策电影观点的影响，在1933年5月正式提出建立“国营”电影机构“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同年8月28日，这一研究会正式成立，“满洲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任会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少将和“文教部”次长许汝芬任副会长，提出机构设立设想的小林少佐担任委员

长。#pageNote#7

1936年7月，“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提出“满洲国电影对策树立案”，明确成立“国策”电影机构的设想。1937年8月2日，“满洲国电影国策树立案”获得通过。8月14日，“满洲映画协会”的法案向外界公布。同年8月21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正式成立，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公司。“一个多月后，1937年10月7日的290号敕令颁布《映画法》，并同时颁布院（伪满国务院）令《映画法施政令》，至此，伪满洲国的‘国策电影统制体系’严密建立起来。”#pageNote#8

后来，“政府”又制定“满洲映画协会案内”，进一步明确了“满洲国”对于电影的所谓“国策”路线：“一、教育人民有王道乐土的世界观。二、打破向来之陋习，并使人民具有积极参加五族协和新型国家建设之心理。三、施于建设新国家所需的勇敢与豪强之精神。此项指导精神，深信为满洲国电影国策之根本精神也。”#pageNote#9为表示对电影生产的重视，时任“新京特别市市长”的金璧东出任“满映”的第一任理事长。金璧东是金璧辉的哥哥，金璧辉即川岛芳子。

“满映”成立的背景相当不简单。

1936年7月，“满洲国”各机关与电影相关的人员被召集到一起，参加“映画对策审议会”。该会议制定出台了“满

洲国映画对策树立案”，其核心就是明确映画是受“政府”统制的“国策”电影产业。同年9月30日，建立“满洲映画公司”的筹备会议在“新京”举行，会议决定，由“满洲国政府”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折半出资，投入资金500万日元成立电影公司，也即后来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主持此次会议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为表示“满洲国政府”对电影的重视，金璧东出任了“满映”的第一任理事长，但这位“皇亲国戚”并没有真正在这里做主，只是偶尔象征性地来看望一下工作人员，电影公司的主要工作都由两个日本人负责，一个叫林显藏，一个叫山梨稔。

从1937年8月21日成立到当年的9月10日，“满映”第一批组成人员正式形成，理事长、理事、监事及一些工作人员共计100人。

他们主要是从众多部门调来的日本人，有来自“政府弘报处”的小秋无隆邦、阿部幸雄等，有来自“协和会”的藤卷良二，有来自“满铁”的何野茂、早川二郎等，有来自东京的竹内光雄、押口博治等，有来自京都的大森伊八，等等。

“满映”临时办公楼（今人民大街与北安路口西北角）

“满映”在长春宽城子搭建的临时摄影棚

他们雄心勃勃，起初在日本毛织会社办公，其办

公地点就是今天位于长春市人民大街55号的吉林省建筑设计院。为了解决影片拍摄的问题，他们在长春二道沟宽城子火车站借用了一座仓库作为临时摄影棚。与此同时，他们选择长春洪熙街，即今天的红旗街，建设巨大的电影工厂。这里也是未来长春电影基础起步的地方。

日本东京照相化学研究所建筑师增谷麟承担了建筑设计的任务，他将德国乌发电影制片厂作为参考，设计了“满映”的建筑形式以及功能布局，获得了一致赞同。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电影公司开始在中国东北的腹地拔地而起。

“满映”设计模型

德国“乌发公司”是指德国的“宇宙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14年，其缩写名称为U。F。A，“乌发”为音译。

按照规划，厂房占地16万多平方米，6个摄影棚，每个都在600平方米左右，还有大小共4个录音室。

说“满映”亚洲第一，并非虚言。在完全建成之后，从规模上看，日本本土任何一家电影机构都不能与之媲美。从设备的技术指标看，采购的德国最新式摄影机，即便在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里，仍然工作如常。从洗印机及黑房设备看，美国好莱坞也不过如此。

从录音室看，最大的一间可以容纳100多人的乐队演奏。而在电影厂的多个仓库之内，所储备的制片材料，按五个剧组同

时拍戏，每天工作14个小时算，能整整用5年。而此时延安的袁牧之等电影人，就连一部摄影机都当成宝贝疙瘩，几千米、几百米的胶片都倍加珍惜。

“满洲国映画协会，……为整备演员起见，决定募集满人男女演员，作为练习生。募集人员大体男女各十五名，资格须有小学以上之学历，年龄自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应募者须书写亲笔履历书一份及全身相片一枚，截至本月廿八日止，可向满洲国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本社提出。”#pageNote#10从《大同报》到《盛京时报》，成立之初的“满映”招募演员的广告打遍了中国东北。怀着成为“红星”的梦想，学生、商人、教员、工人，甚至一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纷纷报名。1937年和1938年两年时间，“满映”共招收了100多名演员，分别于1937年11月、1938年3月和1938年5月形成了三期演员训练所，学程为期一年。张奕、王美云和浦克等后来成为明星的演员名字分别出现在这几期培训人员的名单当中。

然而，“满映”最初的几部影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一，由于太急于拍电影，演员的基本功还处在磨炼当中，便被拉到了摄影机前。“由于拍片需要，再加上‘满映’天然的资源优势，很多学员没有学习完全部课程，就投入到影片的实际拍摄工作中去

了。……第一部电影《壮志烛天》中，就大量使用了训练所的练习生参演。”#pageNote#11即便如此，日本关东军仍然觉得“满映”效率低下。其二，由于“满映”出于“国策”电影公司的考量，推出的片子都是硬性的“宪兵式”的电影制作方案。比如，“满映”推出的第一部电影《壮志烛天》，是由“满洲国治安部”委托摄制的，导演是日本人坪井与。影片讲述了农村“模范”青年刘得功为讨伐“土匪”参加“满洲国军队”，然后实现了“抱负”的故事。“满洲国军”的形象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的美化。然而，影片除了得到“满洲国军”的赞赏外，并没有多少人走进电影院观看。

此后，“满映”又制作了几部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电影，比如歌颂“满洲国警察”的《大陆长虹》，“教化”民众的《国法无私》《烟鬼》《田园风光》等，多是所谓“教化国民”之用，为军国主义张目。

在“满映”电影不叫好的同时，“新京”的电影放映场所也极不景气。自1907年长春有了第一个看电影的场所，到1920年，长春已经有专门上演戏剧兼映电影的影剧院3所。1929年，长春七马路建起一座木质结构的小型电影院——兴华影院。到了1932年，“新京”已有日本人经营的“新京”电影院、长春座、“帝都”电影院和中国人经营

的龙春电影院4座专门电影院，1935年和1936年又分别增加了日本人经营的丰乐剧场及中国人经营的“新京”电影院。#pageNote#12但当时的电影市场基本被美国片和中国的上海片所占据。“据一份1937年的官方统计，在30年代中期前，长春各电影院放映的美国片占60%，上海片占25%，日本及其他影片占15%”。这种情况在“满映”成立之后，并没有马上改观。“满映”的几部新片也在长春的电影市场遇冷。

“满映”也不是没有做改变这种局面的努力，他们在1938年把李香兰招募进来，用她的美貌演绎银幕上的缠绵悱恻，以温柔的爱情故事宣扬“日满亲善”。但局面并不是一时能够打开的，无论是“满洲国”的电影官员还是关东军的要人，都认识到了找一个破局之人的重要性。

此时的“满映”实权掌握在专务理事林显藏和以电影发行工作为擅长的总务部长山梨稔手中，金璧东仅是个挂名的理事长而已。两年来，“满映”虽然生产了几部影片，而且在中国东北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但内部传出了濒临破产的消息。而且，“满映”内部十分腐败的传闻也在关东军及“满洲国政府”各处传播。甘粕正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了“新京”的洪熙街。

“满映”的成立，以屈辱的手段为中国东北开启了能够制造光

影的新局面。历史上最早放映电影的东北城市是大连。1902年，一场名为“慈善事业音乐电影放映会”的活动在大连举行，主办方是一家孤儿院，目的是筹措资金。这是电影在东北的第一次放映。同年，俄罗斯人潘·比·科勃采夫在哈尔滨创建了一家名为“依留季昂”的电影院，从此看电影成为哈尔滨人的一种消遣方式。1907年，另一个俄罗斯人在长春西三道街一带开了一个能够看电影的场所，长春的电影观赏才开始。

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电影市场的关注始于1909年。在这一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开设了第一家电影院，影院的管理与经营者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这个机构不仅设立电影院，还于1917年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不定期巡回放映电影”。在放映电影的基础上，1923年，“满铁”成立了映画班，筹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1928年开始拍摄一些纪录片，比如《满蒙破邪行》《辽西扫匪》《建国之春》《结成协和》等。这是在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制作电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