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刘邦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
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
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
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
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
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
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
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
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
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
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
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
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邡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
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
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生的动乱。
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明哲保身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
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
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
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汉高祖十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
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国储。
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
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
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
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
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更加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
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
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
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
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
张良于是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
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历史评价两汉三国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运筹帷幄刘邦称帝后,曾问群臣自己为何得天下。
高起、王陵都称赞他是因为大仁大义。
刘邦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并认为,自己能任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人,因此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