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重大的转折之际,张良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
张良便与陈平同谏汉王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此时正是灭楚的有利时机,宜猛追穷寇,毕其功于此举。
否则放楚东归,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
刘邦采纳的张良的意见,亲率大军追击项羽,并令韩信、彭越合围项羽。
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固陵,却迟迟没有等来韩信、彭越所率的援兵,结果惨遭失败。
刘邦躲在固陵的壁垒中,不胜焦躁,便问身边的张良:“他们为什么没有如期前来?”
此时,张良对韩、彭的心思早已了然于心,对应之策已思谋成熟。
见刘邦询问,忙答道:楚兵既将灭亡,韩信、彭越虽已受封为王,却没有确定的疆界。
二人此次不来赴约,原因正在于此。
陛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
否则最终成败,尚不可知。”
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便依张良计,把陈地以东至沿海的地盘划封齐王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地盘划封给梁王彭越。
两个月后,韩、彭果然派兵来援。
汉军各路兵马6续会集垓下。
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敌兵士气,终于打败项羽。
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汉高祖五年二月,刘邦正式即帝位,史称汉高祖。
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
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
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三杰(即萧何、张良、韩信)。
他语中盛赞张良道:“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劝都关中国基初奠,天下始定,定都何处?
这无疑对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起初,刘邦本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
一天,一介戍卒齐人娄敬从西域返回洛阳,求见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定都关中。
刘邦一时拿不定主意,而这时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大臣们却纷纷陈说建都洛阳的好处。
这些人多是六国旧人,眷恋故旧,乐土重迁,劝道:“东都洛阳,绵延几百年。
东有成皋,西有崤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坚固易守。”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
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
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
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
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
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
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
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
还是娄敬的主张正确。”
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加之素负重望,又深得刘邦信赖,因而汉高祖当即决定定都关中。
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
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o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
建国后,公元前2o2年,汉高祖刘邦颁布诏书:百姓中以前有的人相聚安守在深山大泽中躲避战乱,未登记入户籍中。
如今天下已经平定,诏令这些百姓各自返回他们的所在县,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和田地住宅;
官吏应依据法律义理进行教诲,处理纠纷,不得鞭笞侮辱军中官兵;凡爵位至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用封地民户的赋税收入,非七大夫爵位及其以下的,都免除其个人及一户之内的赋税徭投,不予征收(《资治通鉴》汉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