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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盛世下的隐忧(第2页)

此后每年的春三月里,玄宗都会在花萼楼设宴,邀请游玩回来的高官重臣,让他们轮流起舞,尽兴而归。

于是长安城内权贵名士饮宴成风、争相豪奢,民脂民膏在泛溢着酒香诗情的繁华中挥霍一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写照。

奢靡之风一旦大开,各种丑象势必接踵而来!戒奢倡俭,绝不仅仅是行为习惯问题,而是关乎天下兴亡的大事!

第二,过于放权,赋予地方的军政权力太大。玄宗不是事事亲力亲为的帝王,在军政事务的处理上愿意抓大抓总,其余事务交由宰相,或是地方办理。所以他这个皇帝做的很潇洒,能有大把时间去从事他喜欢的演艺事业。

开元二十年(733年),因东北方向威胁加重,契丹、渤海靺鞨屡次作乱,玄宗下令让幽州节度使兼领河北道采访使。

在原有幽州的基础上,统管卫州(今河南浚县)、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洛州(今河南洛阳东北)、贝州(今河北清河、山东临清)、冀州(今河北冀州)、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深州(今河北深州)、赵州(今河北赵县)、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德州(今山东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棣州(今山东阳信)、营州(今辽宁朝阳)、鄚州(今河北任丘)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辽宁以东、河北全境、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又下令,将由他治下的辽阔疆域,划分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十五个道。

把行政层级由中央、州、县“三级制”,改为中央、道、州、县“四级”。

每个道设一名采访使(相当于省长),用“汉六条”来约束他们。

京畿、都畿两道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领,其余采访使从优秀刺史中挑选任命。采访使一般不予更换,除改变原有制度等重大事项需奏告朝廷批准,其余事务允许其视情处置,先行后报。

从上述两项改革可以看出,玄宗的心有多大!

客观的看,实施层级管理,有利于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但以当时的通联条件,这种做法对节度使、采访使个人品行要求太高,一旦选人不慎或是管控松懈,就会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为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第三,官员选任渠道过宽,推行论资排辈,靠实干晋身的动力不足,优秀官员很难脱颖而出。想做大唐官员,除了参加科举高中进士,还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甚至请托等多种方式获取。

科举在唐初实施,女皇武则天时予以规范,但在官员中所占比例不大。

开元十七年(729年),国子祭酒杨玚曾在一次奏疏中指出:“每年进士及第的官员不足百人,而从九品以外胥吏转正的却有两千多人,进士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听任这种风气蔓延,恐怕没人再肯精研学术,礼义廉耻将日渐倾颓。”玄宗虽然褒奖了他,却并未采取解决措施。

开元十八年(73o年)三月,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裴光庭前文有过介绍,他父亲裴行俭也曾做过吏部尚书,提出的张榜公示制度,成为大唐永制。

裴光庭接手吏部前,朝廷选任官员通常以能力才干为主,兼看资历年限,特别优秀的可以不论年资越级提升。这就导致一些才能平庸的官员很长时间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人二十多年还呆在同一位置混吃等死。

当然这种情况也带来许多问题,毕竟能力才干不太好衡量。朝中有人,不行也行;朝中无人,行也不行!

裴行俭为解决这一弊端,采取了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即论资排辈!能力才干不好评判,资历年限可都是写在纸面的。有了晋升名额,不管能干与否,谁任职时间长谁上,严禁越级提拔使用。

政令下达后,许多长久得不到提升的官员兴奋的手舞足蹈,连连称赞这纸诏令是“圣书”,而那些凭借真本事吃饭的才俊之士,无不埋怨叹惜。

宋璟为之竭力争取也未能成功,此后官员大都不再追求名声政绩,只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苦熬资历,整体质量一年不如一年。类似姚崇、宋璟、张说这样能力出众之人,再难攀上宰相高位。

裴光庭因此倍受非议,在他死后,太常博士孙琬认为他用人只讲年资,使勤奋的人失去了上进通路,奏请玄宗将他谥号为“克”。

第四,重用苛细官员,只知盘剥苛求,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加深。在宇文融前,唐朝宰相都是以文学见长的传统士大夫。武则天在位时,宰相更换虽然频繁也没脱离这一宗旨。

宇文融这样的经济能臣上位,让玄宗尝到了甜头,开始有意识的挑选类似人才。

前宰相杨政道之子杨崇礼,担任太府卿二十余年,为人精明细致,把大唐国库管理的井然有序,库内钱财、货物堆积如山。每年仅驳回各部门的预算开支,就多达数百万缗,是玄宗极为放心的大管家。

开元二十一年(732年),九十高龄的杨崇礼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玄宗得知他三个儿子杨慎馀、杨慎矜、杨慎名都以清廉、勤奋着称,便任命杨慎矜为监察御史兼太府出纳,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给(国家粮仓,位河南洛阳)。两人在本职岗位干的都很出色,深受玄宗欣赏。

杨慎矜上奏提议,全国各州缴纳布匹,如有污渍穿孔的,一律按布匹市价折换成绢,重新补交。自此征调日益频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不断扯皮中累积。苛察比起不作为,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宰相队伍不团结,互相拆台,朋党之风渐起。开元初年的两任宰相姚崇、宋璟,因能力强资格又老,与他们搭档的宰相对两人言听计从。

到了张说,虽略逊于姚、宋,且因封禅一事,与源乾曜意见不和,但总体上也还可以,至少无须劳烦玄宗出面。

之后的宰相,能力与资历相当,就开始产生了纷争,甚至经常闹到玄宗面前。

李元纮与杜暹不团结,被玄宗集体罢免。萧嵩推荐了韩休,韩休却多次在玄宗面前与萧嵩争论,当面指责萧嵩过失。

萧嵩说不过韩休,向玄宗申请退休。玄宗也不好偏向谁,只得再次把两人同时罢免,提拔京兆尹裴耀卿、前中书侍郎张九龄为相。

谁知没过多久,裴耀卿与张九龄又因禁止私自造钱一事有了分歧,这让玄宗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产生了成见,认为他们个个自诩清高,书生之见不足以成事。

吏部侍郎李林甫出自宗室,门荫入仕,生性狡猾柔顺,做事干净利落。他利用自己身份,刻意拉拢玄宗身旁宦官和得宠的武惠妃,由此进入玄宗视野,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跻身相位,开启了他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

李元纮、杜暹、萧嵩、韩休、裴耀卿、张九龄以及病故的裴光庭,虽然任期不长,也各有缺点,至少在人品上没什么大问题,玄宗施政有任何过失,也能及时劝谏。

到了李林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领会玄宗意图,只要是玄宗想办的事,不用玄宗提醒就办的明明白白;玄宗不愿做的事,他会想方设法替玄宗寻找理由,不让玄宗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把这么一个大奸若忠的人放在身边,玄宗对朝政的把控愈放任自流。

第六,宦官势力坐大。这点前面讲过,玄宗个人能力强,加上杨思勖、高力士这些第一代高级宦官素质较高,对朝廷尚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但宦官这类畸形群体,因其生理特殊导致心理变态,且由于他们长期近距离接触皇帝,一旦坐大很难控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只等何时爆了!

从历史上看,所有危机无不产生于强盛时期。就像人到中年一样,貌似健康的肌体,早已种下了病根。

防微杜渐,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政体、一个国家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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