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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扈从（第1页）

第71章扈从

论语八佾有云“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许多人都以为，天子曹叡不责司马懿战败与不问罪王凌妄行，乃是基于这种心理，但事实上却是他的权术使然。

他是想借此机会，让这些在外督掌兵权、控制边郡之人出声支持士家改革。

源于魏国乃是兴起于中原腹心的干系，大河以北诸如幽并以及冀州等地是没有士家的，且淮南、荆襄与雍凉三大战区乃如今魏国战事集中地，故而在推动士家的变革中，三大战区的都督是否声援与切实推行变得尤为关键。

其中，荆襄战线不必说。

新到任的夏侯儒性情早就变得谨小慎微，出于天子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状态，毋庸考虑他的意见。

雍凉源于地理与羌胡部落杂居的使然，外有蜀时常入寇，内有羌胡部落叛乱或者豪右恣睢，故而驻军是最多的，意见也是最关键的。

天子曹叡不责司马懿的战败，一来是为了维护司马懿的权威，让他在推行士家变革的时候阻力小一些，另一则是让雍凉各部的骄兵悍将莫要再多事真正要问罪起来，那些以辱骂、鼓噪士卒鄙夷等手段逼迫司马懿出战的将主，也逃不过被罪责。

一场问罪来下，人心惶惶、暗流涌动，自然也就不是能推行士家变革的时机了。

至于淮南

那便是满宠被召回京都洛阳计议的主要缘由。

自石亭之战后，淮南战区每每爆战事，都必然要依赖兖豫二州的士家支援；危急之际则是由洛阳中军驰援。

且在洛阳中军轻装驰援之际，亦免不了征这两个州的士家转运粮秣辎重等。

可以说，若是淮南战区对士家变革阳奉阴违，将会导致这项变革沦为一纸空谈。

不过，还好。

作为酷吏出身的满宠，门第并不高，且出仕以来不治产业、不与高门媾和，并非是苟利其身之人。

亦是在曹真亡故之后，魏国重臣之中天子曹叡胆敢透露心迹之人。

在归洛阳之际，除却正常的聚公卿计议之外，天子曹叡还以私宴的方式召了他数次单独坐谈，先行将有意推动士家变革之事告知了，然后问他的见解。

满宠以为可行。

但得先有两个前提基础。

一是天子曹叡在此些年内当须轻徭役以积攒国力，让士家看到魏国有对外征伐之力、也就是让士家能有个看得见等得到的盼头。

另一则是先取信。

犹如商鞅变法的“立木为信”。

变革的诏令朝廷随时可以颁布，但要想形成朝野共识，就要用切实的例子来证明。

这其中不仅是先让一些士家通过战功赎身获田亩作为例子，更要让底层的将率感受到，士家变革会他们带来升迁的机会。

说白了，就是以利驱之。

军中低级将率多粗鄙、士家几无受学者，莫要给他们说什么裨益社稷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直接让他们看到好处就行。

这两点做不到，所谓的变革就是空谈。

对此，天子曹叡深以为然。

故而也免了对王凌的问罪

系出高门的他在治理州郡这方面颇有官声，在地方上颇受世家豪右推崇，有他出声附和士家变革，居朝的公卿百官也会以此觉得士家变革不会导致地方世家豪右受损，进而不会竭力对。

可以说，天子曹叡这是玩了个以外掣内的权术。

让在外掌兵事的都督声援，进而让居庙堂之高的公卿没有反驳的理由。

毕竟，士家乃是兵事，他们这些在庙堂之人，总不可能比直接督领兵将的都督更清楚其中利弊吧。

事实上也是如此。

当夏侯惠的上疏至洛阳后，庙堂诸公的反应不一。

哪怕有被天子私下授意的侍中刘晔、护军将军蒋济出声盛赞，都无改群臣众口不一，短时间内无法形成达成共识以推行。而待到满宠、司马懿与夏侯儒三位都督皆上表言可后，朝堂上原先持有反对意见的公卿便静寂了。

他们没办法再反驳了。

唯有以“国策当徐徐图之，不可急切而引社稷动荡”的理由拖延着。

因为夏侯惠的上疏中，并没有完全尊照天子曹叡的指使，还节外生枝的添增了从民屯募兵的举措

这个节外生枝，让天子颇为被动。

他先前整顿屯田积弊的举措已然和公卿百官刚上了，如今夏侯惠复提及民屯也触及了群臣的敏感心理这该不会是天子为了强化君权的另一个手段吧

一旦涉及到君权与臣权的对抗，臣子们都会戮力一心的，自然也不是天子能轻易一言可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