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你刚才管她叫卡门?”停顿了几秒后,记者兄又道,“而且你好像挺了解她的样子啊”他又停顿了一下,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判官老弟你跟‘莫莱诺长官’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有啊。”没想到,兰斯居然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坐到一张沙上,翘起二郎腿、摇头晃脑地念道,“那一年我也十七岁她也十七岁”
“行行打住吧。”记者兄没等他说出第二句,就打断道,“我就随口那么一问,你不用跟我细说。”
“怎么啦?你自己问的,我要说你又不听了。”兰斯接道。
“因为你就是个骗子,从你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我都只敢信五成”记者兄笑道,“而当你谈论自己的‘过去’和‘私事’时,这个比例还得降——降到两成以下。”
“呵呵呵”兰斯忽地出了一阵堪称病态的笑声,“你知道吗我最欣赏你的就是这点——你这人不好骗。”
“所以我才被称作‘祭者’啊。”记者兄,或者说“祭者”,即刻回道,“要是连我都被骗了,那还有谁能来传播‘真相’呢?”
“哼‘真相’看得太多了,反而会让你越来越难以去相信别人哦。”兰斯,或者说“判官”,也笑着接道。
他说得没错,在绝大多数时候,“谎言”是更容易接受的;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所流传的所有信息都没有被歪曲过、粉饰过,没有断章取义、没有遮遮掩掩、也没有任何的导向性和娱乐性媒体仅仅只是客观公正地把血淋淋的真实全部展现出来,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方。
知道得太多会让人恐惧,理解得太多会让人绝望。
那些把控着舆论和权力的、极少数了解真相的人,需要公众们活在谎言里。
公众们自己也需要自己活在谎言里。
当然了,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自然也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平衡,“祭者”就是一个维持着这种平衡的人,而他本人也正如判官所说,很可能是最恐惧、也最绝望的一个。
“我也想活得像你这么洒脱啊,可惜不行呢”数秒后,祭者苦笑一声,接道,“毕竟我还有良心。”说着,他就走向了桌边,并指了指兰斯进门时放在桌上的纸袋,“这里面就是赫尔拍的录像?”
“是的,我在回来之前已经拿到一家网吧里去看过了,没问题。”兰斯回道。
“哦?”祭者又开始了恶意满满的调侃,“你看这个的时候,是不是特意去了那种封闭式的、提供免费纸巾的单人小隔间啊?”
“你这不是废话么?难道我还能在网吧大堂里播放这种玩意儿不成?”兰斯接道。
“呵呵莫莱诺长官让你这么躁动吗?连回到公寓再看你都等不及了?”祭者继续传播着恶意。
“是啊,一想到莫莱诺长官有可能在我抵达那个储物柜之前就已经把里面的东西调包了我就兴奋得不行呢。”兰斯显然也是个说垃圾话的能手,他当即就用讽刺的语气回道,“下次有机会,我就直接把这种可能装了窃听器的硬盘带到你面前,用胶带固定在你的脸上,然后跟你聊上半小时的犯罪计划,聊完之后,再往硬盘上贴一张卡门的照片,接着我就解开裤子,掏出”
“kk我错了!错了行吧!”祭者对兰斯这下三路的反击有点难以招架,他赶紧认怂,并转移了话题,“不聊了,既然你没啥事,我也该撤了。”
说罢,他就拿起了那个纸袋,朝门口走去。
今天祭者本来就是跟判官约定好了来拿这录像的:按原计划,判官取完录像之后会先鉴定内容、并检查一下硬盘上有没有被植入什么追踪设备,之后就跟祭者碰头,由祭者把录像再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存放起来。
除了祭者与判官是“合作”关系之外,每一个加入“酆都罗山”、成为判官“部下”的人,都会有一份足以致命的“犯罪证据”留存在判官这里,对赫尔施耐德而言就是这段录像了。
“哦对了。”准备伸手开门时,祭者好似又想到了什么,回头言道,“我去细查了一下你这次要审判的那位‘腓特烈威廉格拉夫’现了一件稍微有点令人在意的事。”
“说。”兰斯瘫在沙上,不以为然地应了一个字。
“除了明面上来自联邦的保护之外,暗地里格拉夫在多年前就给自己买过一份‘杀手保险’。”祭者接道,“这个保险的意思就是”
“意思是,如果他遭遇了什么不测,一份高额的‘复仇悬赏令’会立即被放到全球各地的‘杀手中介’那儿,届时我会变成全世界所有杀手眼中的一头肥羊。”兰斯还没等祭者把话说完,就自己接上了这段内容。
“呵,你果然是知道的啊。”祭者笑了声,再道,“那么看你那有恃无恐的态度,想必是对此早有对策了咯?”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对策。”判官说到这儿,靠着沙的椅背,侧仰起头,望着祭者言道,“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个杀手能杀得了我,但他在几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了,所以”他摊开双手,还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好吧,那我们”祭者听了这话,也不怎么在意——他跟判官本来也不算是朋友,“回头见。”&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