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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最大电影厂的红色改造（第2页）

文化处的官员是苏联红军的谢德明少校，对于两个“联盟”的成立

，他表示了支持，予以批准。同时，作为文化处的负责人，他还给张辛实等人布置了一个任务：卫戍司令部准备于9月3日在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召开庆祝胜利的纪念大会，苏军少将卡尔洛夫会出席，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将军、代表共产党的刘健民、代表国民党的戴清和、代表电影工作者的凌元等还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需要拍摄大会实况，制作成纪录电影。

张辛实等人圆满地完成了苏军交办的这个任务。“这次拍摄的纪录片样片做出后，送给苏军领导人观看，他们非常高兴，还说：‘要送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看看。’”#pageNote#1

“9·3”拍摄完成后，刘健民再一次找到张辛实商量，两个“联盟”还是显得分散，不利于统一领导。因为此时国民党方面已经行动起来，他们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要求把“满映”的管理权接过去。

最后，刘健民代表中共长春市委决定，由张辛实负责对两个“联盟”实施整合，成立“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

宋代曾渊子《漳南示义军寄邑人谭野臣》诗中有云：“万人同心猛如虎，关山震动挝鼙鼓。”表明合众人之力，力量之强。吕不韦《吕氏春秋》也有言：“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意思是说，众人拿着弓箭共同射向一个目标，没有射不中的。张辛实建立

的“联盟”就是一个巨大的平台，集合着众人的力量，这种优势是不可估量的。

以“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负责人的身份，张辛实名正言顺地开始了和看守“满映”的日本负责人的谈判，“满映”正式移交给中国人的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1945年9月10日，在“满映”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里，张辛实、马守清、江浩与“满映”理事和田日出吉、渡濑正美面对面落座，而专程赶来的苏军中校班都拉则坐在另一侧。

张辛实开门见山：“‘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已经准备就绪，完全有能力接手‘满映’，保证它的设备完整，并正常运转，希望和田先生立即把权力移交过来。”

和田摇了摇头：“我们已经战败了，当然要把电影厂交给中国，但是，如果移交的话，我们只能交给中国政府，你们只是公司的职员，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不能交给你们。”

马守清接着和田的话说：“我们是中国人组织的代表，当然可以代表中国，这个电影厂是用中国人的血汗建立起来的，我们有权接收。”

然而，和田仍然摇头不允。

就在这时，班都拉说话了，他用的是日语：“我觉得和田先生说的是对的，根据我们国家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中日友好条约》，合法的接收者只能是中国政府，而不能是公司职员。现在，长春实行苏军的军管，过一段

时间就会交给中国政府，而那个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你们没有接收的权力。”

张辛实等人又说了一些“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接收“满映”的道理，但和田等人仍然反复强调移交的合法性。由于苏联红军的代表站在和田一方，再多说已经无益，张辛实终止了谈话，第一次谈判无果而终。

此时的“满映”，围绕谁来接收、怎么接收展开的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其中，以原“满映”制作部部长、国民党党员姜学潜最为积极，他到处串联，声称国民党军队即将到来，电影厂必须交给国民党。

为了让大家不受干扰，在张辛实的带领下，电影厂针对姜学潜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最后干脆把他撵出了电影厂，不许他踏进大门。

但此时国民党在厂内的势力仍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下，电影厂内也形成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张辛实为首的革命职工，主张坚决保护电影厂的机器设备，以便为人民所用；一是以周晓波为代表的国民党派，主张电影厂要交给国民党政府；还有自称‘穷党派’、实为靠近国民党的李荣根等人，主张把机器卖掉，把钱分给大家，维持大家的生活。”#pageNote#2

面临这么复杂的局势，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让张辛实着实捏了一把汗。他迅速到市里找到正在忙于建立人民武装的刘健民，说明情况。刘健民听了之后很镇定，告

诉张辛实等人：“你们不用管了。”然后，他来到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文化处，找到负责人谢德明。谢德明十分重视这个情况，进行调查后，又向上级长官做了陈述。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班都拉不久被调回了莫斯科，再也没有出面干涉“满映”的接收。

取得这一进展之后，按照刘健民的部署，张辛实等三人再一次与和田日出吉坐到了谈判桌前。得知苏联红军的明确态度之后，和田未再坚持，正式向张辛实交出了电影厂的主管权。

此时的长春，正是秋高气爽之时。趁着大好的机会，刘健民、赵东黎和张辛实商量，先在私底下做一些思想工作，到9月下旬，以“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的名义召开一个电影厂内中国人参加的大会，推动成立新的管理机构。

9月下旬的一天，在位于今天长春市湖西路一侧长影电影院的第十二放映室内，决定“满映”未来的大会正式召开。刘健民主持了会议。他首先请赵东黎讲话。此时的赵东黎刚刚当选中共长春特别市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电影厂理所当然应该交到中国人手里，由我们自己管理，生产中国人自己的电影。接着，刘健民向大家宣告：目前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它的名字就叫“东北电影公司”。现在，大家可以

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电影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建立领导机构。

1945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成立大会（姚向东绘）

就在这时，那位表面主张共产党、国民党各不倾向的“穷党派”李荣根突然站起来表示反对，认为目前大家面临的是吃饭问题，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现在大家守着的电影厂的设备就是“钱”，应该把这些设施和器材马上卖掉，换了钱，让大家的生活有着落。

“这是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刘健民拍案而起。他对大家说：电影厂的财产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不是哪一个人的，谁都没有权利卖掉它；从另一个方面说，不卖掉这些财产，我们能借用它的力量生产出电影，电影可以卖钱，完全可以养活大家。

“没错，没错，刘先生说得对！”大家纷纷议论着。

眼看着大家思想已经基本统一，刘健民组织大家进行民主选举，产生了八位委员。委员中中国人有五位，分别是张辛实、王启民、江浩、马守清和傅连生；日本人有三位，分别是大塚有章、仁保芳男和西村龙三。选举出三个日本人为委员，一个最现实的考虑就是，他们熟悉电影制作，懂得电影技术，且这三个人对中国都没有敌意。

委员会随后确定了大家的分工：总经理为张辛实，副总经理为王启民，总务部部长为江浩，制作部部长为马守清，营

业部部长为傅连生；各部以下共有十四个科和两个处；三位日本委员的核心任务是做好日籍职员的思想动员工作，把他们团结过来，继续为电影厂效力。

委员会最后决定，每月的1日是一月之始，也可作为一事之始、一厂之始，东北电影公司将于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

（二）奴化中国人民的“满映”国策电影

作为战利品，“满映”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那么，“满映”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又是如何奴化中国人民的呢？

没有高呼“万岁”的声音，没有到处挥舞的小旗，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欢迎的人群。岸上只有几个日本人向“淡路丸”张望，这让溥仪的心里一紧。要知道，这一路上，溥仪内心重燃的“皇帝梦”相当丰盈饱满。冲破一路阻隔之后，郑孝胥在船上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登殿”之感已经在溥仪的血管里奔流。在溥仪的想象当中，东北的臣民应该跪在岸上，黑压压一片，山呼“万岁”，表达他们对“皇帝归来”的渴慕。

1931年11月13日的清晨，辽宁营口的码头被清冷的空气包围着，寒冬已经来临。一个个子不高、头发稀疏、戴着金丝腿近视镜的日本男子带着一众人等，向走下船的溥仪等人迎来，举止彬彬有礼。“皇帝陛下，这些人都是板垣大佐派来迎接您的，这位叫甘粕

正彦。”曾经在天津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代表的身份向溥仪传递日本军方的消息，希望溥仪赴东北的上角利一介绍说。

此时的溥仪对甘粕正彦不甚了了，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这个“彬彬有礼”的人的厉害。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这样写道：“这个人当时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日本却大有名气。”“据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甘粕正彦的一件‘杰作’。”#pageNote#3

但在营口码头接到了溥仪的甘粕正彦没讲什么话，只是按预先的安排指挥众人请溥仪和郑孝胥等人坐上了马车，直奔火车站。上了火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再换乘马车，来到了离营口百里之外的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最后，满腹狐疑的溥仪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名叫对翠阁的温泉旅馆。

旅馆是带着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富丽堂皇。把溥仪带到楼上一间十分豪华的客房后，甘粕正彦即转身告退。房间里，罗振玉等人正候着他们心中的“皇上”。

“君”“臣”互通了一些消息之后，溥仪便带着迷梦心旷神怡地睡了。然而第二天早上，溥仪却感到空气仿佛凝固了。卫士们告诉他，根据甘粕正彦的安排，“皇帝”不能下楼。很久之后溥仪才知道，当时日本人内部对于在满洲建立一个什么

样的殖民地，以什么形式统治这个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所以溥仪要等，而关于他的行踪也要封锁。一周之后，板垣打来电话，把溥仪转至旅顺。

上角利一代表甘粕正彦告诉溥仪，汤岗子附近匪徒众多，不安全，转至旅顺后一切就方便多了。

此时的溥仪只能听凭甘粕正彦的安排。转至旅顺后，一过就是数月。由于未来的不明朗，溥仪在煎熬中度日。直到第二年3月，溥仪才在日本军方的安排下，启程奔赴长春，去做新成立的“满洲国”的“执政”。而在这段从营口至旅顺再到长春的时光里，甘粕正彦就如一个影子一样围绕在溥仪的身边。

此时的溥仪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伪满洲国成立，他被人们称为“满洲国”的“假皇帝”，关东军被称为“真皇帝”，而身边的这个甘粕正彦则被称为“夜皇帝”，足见甘粕正彦的势力。

1891年1月26日，甘粕正彦在日本仙台市北三番街的一个士族家庭出生。甘粕家族在当地赫赫有名，是甘粕近江守的后裔。甘粕近江守在日本战国时代屡立奇功。甘粕正彦的父亲是警官，他的叔叔后来做到了陆军中将。受家庭环境的影响，1910年，19岁的甘粕正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时，东条英机正在这里做教练班长。1912年，甘粕正彦成为陆军少尉。早上起床，甘粕正彦

首先要做的是向日本天皇居住的方向进行朝拜，而这样的对天皇的信仰和崇拜，他自幼年起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2年，甘粕正彦当上了东京涩谷宪兵分队队长，后又兼任麹町宪兵分队队长。同年8月，晋升大尉军衔。此时的甘粕正彦青春正盛，用他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向天皇表达无限的忠诚。当时，日本国内物价飞涨，社会思潮发生变化，社会有些不稳的倾向。这正是日本宪兵发挥作用的时候，因而得到日本军部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