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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官来归复其官民来归复其业（第1页）

清军入关的政策，其一，“官来归复其官，民来归复其业”，在旧明那里什么官，过来还是什么官，被农民军抢走的财产清军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土地可以给你要回来，其次是朴实无华的增加摊派，甚至三饷并入征税。

如此反动的土地经济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呢？

从清军入华北开始到平灭三藩，数不清的农民起义，但是都被清军挨个夷平了。清军真有那个本事对着全天下的起义军说“怎么？你不服气？老子建设了六十年的军队凭什么输给你几天前才拉起来的一帮子饿死鬼？”

当一支强力军队的组建需要经验丰富的士兵+良好组织能力的职业军官+专业的技术人员+成熟的后勤保障时，战争就不再是普通农民起义能玩得转的了。

李自成打了大半辈子，中间还有过一次被打光所有军队变成光杆司令的经历，才终于靠着天灾人祸和后金夹攻把大明拖成死人，就算是拖成了死人的大明，在把孙传庭“手中的最后一部野战军送出去之前仍然有着吓人的能力。

在精锐军队大行其道的年代中，全世界的君权都在急膨胀，在欧洲，大炮的出现直接宣告了市民政治的暂时结束，以前市民们组建的城市可以靠着坚固的堡垒和教会、诸侯等错综复杂的势力任选其一联手起来反对国王不合理的征税命令。

道理很简单，陛下要想刮地皮，就做好死一大堆人的准备，这是谈判的基准。

然后才有了所谓和谐合作的封建年代，一边捏着鼻子交钱，一边捏着鼻子拿钱，然后退兵。家谱可追溯到法兰克王国的边缘乡村贵族怎么来的呢，只要你的祖宗有胆，带着一小伙子人，找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搭建起城墙，然后安排种植和士兵训练，就可以巡弋周遭，对周围的散装村落进行征税了，这个时候附近的主教领、高级贵族总算现了你的存在，带着兵马过来看了一圈，绕着你的城池转一圈，现要啃下来伤亡惨重，接下来就是谈判然后承认你自封的贵族头衔了。

但是到了专制主义的年代，到了大炮显威的年代，城墙保护不了市民了，小贵族的征召兵打不过大诸侯的大军了，自然就出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君权

吞并教权与政权，权力强大到可以派兵挨家挨户硬搜贵金属来铸造钱币的地步。

这样为所欲为的专制权力甚至比乾隆都更加彻底。毕竟乾隆纵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是乾隆也只敢修建满城对汉城进行监视控制，弹压民变，而不是在征准噶尔“缺钱时下令对东南挨家挨户抄家征钱粮。

而绝对主义大君主国在西方存在的时间却并不长久，因为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新的谈判武器，那就是革命。但这并不会直接结束君权的走向集中的进程，而是只能放缓，因为很快自由主义与大革命的对立面就迎来了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君权吐出了自己的集权成果，但这份集权成果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政权所吸纳。

在1798年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就有着1789个拥有着“有权参加和有权不参加”帝国议会的各个帝国等级。而到了191o年欧洲就只剩下了英、葡、法、奥、德、意、俄加上巴尔干°的几个国家。

对于西方而言，权力也在不断集中，但是因为革命的出现，君权逐渐和政权开始脱钩，君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并不断集中的绝对主义专制年代结束了，但是中央集权的年代却一直持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

甚至由于过度集权还诞生出了法西斯极权主义政体这类极端专制的国家形态。

所以本质上讲国内是一个被放缓了的欧洲，在国内你可以观察到在强大的中央军队保障下君权与政权互相磨合最后合二为一然后无序扩张的漫长历史，一段在欧洲因为技术变迁而导致迅结束的时代，但是最终随着技术和思潮的变化，国内君权仍然与政权脱钩，并在这个过程中很不体面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这并不代表集权在国内的结束，经历了短暂的联省合作后，因为战争催生了组建强军的需求，而强军则赋予了中央碾碎地方的绝对实力。因此国内再次跟随国际主流走向了权力集中的道路。实际上，文官不止是现代意义的官僚，还是教士。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本质上就是教士治国。

如果仅仅把宗教理解为对神的信仰就太肤浅了，宗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

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最核心的就是【天人感应°】，【天命转移】这两个理论。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天子是上苍在人间的代表，是代天牧民。但天子必须有德，否则天命将不再眷顾天子，降下各种灾祸示警。如果天子继续执迷不悟，就会生【天命转移】，此时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夺取天下的人就可以成为新的天子。

这就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而这一套东西，是儒家提供的。换句话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于儒家。

这套意识形态其实完全可以称为天人感应教，又因为是儒家所倡导的，也可以叫儒教。自董仲舒”到宋明理学，逐渐完善。

所以，天子虽然掌握对文官的生杀大权，但四书五经，各种儒家经典以及意识形态组合起来，就像东方版的圣经一般不容置疑。

如果说天主教的核心教义就是信仰上帝，那么儒教的核心教义就是天人感应。而儒家就像天主教会一样，垄断了对教义的解释权。

怎么样才算信仰上帝，教会说了算，天子要如何做才能符合天人感应的要求，不生天命转移，大儒说了算。

所以中国是君权和神权分离的国家不假，但实际上

却是在用教士治国，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现象，尤其是科举完善后的宋明。

换成比较好理解的概念，就是为了对抗元老院的贵族和各种军头，罗马皇帝举办了一场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圣经，借此选拔出一批神学功底深厚的教士为官，代替掉贵族和各地军头，帮助他统治整个罗马。这批通过圣经考试后成为官僚的教士，就是中国的文官。

所以文官是如何掣肘皇权的？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对君主合法性解释的垄断来掣肘。实际上面对一个正常握住皇权的皇帝，在对具体世俗事务的决定上，文官几乎无法对皇帝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而

只有在意识形态上才能冲击皇权，比如大礼议°，废立太子等。

文官对抗皇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套，祖宗成法°，

三纲五常，皇帝的私人德行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也就是关乎儒教教义的领域。

而在具体的国家事务上对皇权的影响就小的多。万历可以力排众议决定援朝，却不能废立太子，这样的例子在明史上比比皆是。

其核心原因就是，决定一场战争，是君王的王权范围内的事，而决定废立太子，却是意识形态上的大事，属于神权的范畴。皇帝要废立太子，就是用君权侵犯神权，形同西方君主仗着自己的君权公然无视宗教戒律。

同样的事情也生在西方，西欧君王可以动战争

可以征税，却不能离婚。亨利八世°为了离婚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这是不是像极了万历在废太子、嘉靖在大礼议问题上的窘境？

君权和文官集团的矛盾，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儒教虽然没有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展出教皇和严密的教会组织，却更加隐秘地垄断了封建时代本属于贵族和世家的朝廷官职。因此宋明的君权与文官集团的矛盾，本质上就是世俗王权和神权的矛盾，

这一点和西方国王与天主教会的斗争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不是官僚在和君主对抗，而是伪装成官僚的教士（神权）在和君权对抗。

只是中国的天子，在这场斗争中却更加劣势，因为西方的国王好歹手下还有一帮贵族和骑士，军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国王自己的手中，而中国的儒教教士们通过科举占据了朝廷绝大多数官位，夺舍了本该属于贵族和世家的生态位°。

宋明打压外戚和宗室，一旦承平日久，依靠军功崛起的朝廷勋贵的影响力又下降，天子就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只能依靠太监。

而坐拥八旗的清朝，则有点儿西方君王的意思。自带一批贵族的和骑士（八旗），因此在和儒教教士阶层（文官）的斗争中相比宋明要有力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