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体两侧各摆放多少火炮,摆放在何处都是非常严谨的。
火炮一响,船体甚至都会生侧移,可不是闹着玩的。
海战,远处以大炮轰击,近则以小炮、火枪射杀,必获全胜。
赵昺在锦衣卫百户武垒的护卫下,带着李恩、高潜一起前往火器测试区。
由于赵昺不喜欢迎来送往,所以得到消息的李有钱、张有德、赵有礼三人也并没有出现在大门口,而是直接在靶场上等候着。
“臣等拜见陛下。”三人行了一礼说道。
“张卿,你安排一下,打几炮让高大匠看看情况。”赵昺道。
几辆装载着千斤之重的大型佛郎机炮的新式炮车被推了出来。
经过反复测试,最终射程、威力俱佳,射程达到6oo余步的大型佛郎机炮被定型下来,只等着到达琼州之后,便可以立即投入生产。
射程出真理。
宋蒙襄阳之战,蒙元旧式投石机射程只有一百米,而襄阳护城河便有15o米宽。后来忽必烈从伊利汗国调来造炮能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在襄阳造巨型投石机,炮石重一百五十斤。
日夜石,声大如雷,巨大的襄阳城墙倒塌,1272年正月,困守襄阳的吕文焕开门投降,至此长达6年的襄阳之战以南宋失败告终。
伊利汗国是铁木真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在西亚所建立的政权,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
守江必守淮,守淮必守徐。
襄阳、徐州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此时的黄河是南入黄海的,而不是清末北入渤海)
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长相思·汴水流》,把江淮地区对江南的重要性,描述的很清楚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还是那句话,哪有什么千里运粮的,大宗粮食、货物,包括兵马都是走水路的。
实在没办法了才会选择6路,6路对于后勤保障那是堪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
自古以来,北方走水路攻打江南,无非三条水路。
一是:徐州——淮安——扬州——京口(江苏镇江)。
二是:开封——淮阳(河南商丘)——寿春(安徽淮南)——合肥——六合(江苏南京)。
三是:洛阳——襄阳——鄂州(武汉)。
寿春在南北朝,刘宋时期曾改名睢阳,与河南商丘睢阳古城地名相同。
明明不是一个地方,为何地名相同?
这其实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故土难舍有关。
说白点,就是故土沦丧,在新的地方重新建一座城,仍叫原名。
襄阳、徐州其实就是南下的两把门钥匙。
华夏历史上但凡是江南政权,自己家丢了这两把门钥匙后果是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是后面的老朱北伐,那也是要优先先占领这些重要地区的。
“襄阳者,东南之脊柱也,无襄阳则不可立国。”
而襄阳的沦陷对于南宋是个沉重的打击。
襄阳沦陷,鄂州(武汉,在宋朝叫鄂州,非后世的湖北省鄂州市。)不保,南宋千里江防被蒙元从中间截断,尾不相顾,蒙元随时可以兵长江,直指江东。
蒙元从西域调过来的新式投石机,射程可达18o——2oo米,已经可以越过护城河攻击襄阳城墙了。
当然了,只凭借新式投石机蒙元未必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南宋的一波骚操作,才是襄阳沦陷的关键。
襄阳之战,刘整(此人第二章有介绍)的水师起了关键作用。
罪魁祸当属宋宁武军、保康军节度使吕文德。
范文虎、贾似道则为帮凶。
(范文虎,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赵宋因为赵大的原因不再设都指挥使,只有副都指挥使。)
制水权至关重要,没有强大的水师力量在江南地区打仗是不可想象的。
这便是赵昺费尽千辛万苦也要把火炮架设在战船上的原因。
远、中、近三重火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