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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第2页)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被洗过脑的像苏轼的这类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例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宋人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里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

又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道,苏轼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说,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说,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说,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

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多了一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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