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出征召令。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
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
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
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军属国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
可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大军向康居挺进。
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
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
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
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
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大军势如破竹,距单于城3o里外扎营。
当部队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眼皮底下时,郅支单于似乎仍蒙在鼓里。
他所表现出的茫然、慌乱和无措,与先前的狡诈、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大军压境,他遣使来问:“汉兵来这里干什么?”
汉军的回答十分有趣:“单于您曾上书言居困厄,愿归顺强汉,身入朝觐。
天子可怜您放弃大国,屈居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
“双方就这样一问一答,交涉了好几通外交辞令,最终汉方不耐烦了,下达最后通牒:“我们兵来道远,人困马乏,粮食也不多了,叫贵单于和大臣快拿个主意罢。”
战争的火药味终于弥漫开来。
战幕随即正式拉开,大军挺进到都赖水畔,距敌城三里处扎阵。
只见单于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人披甲戒备城上,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以耀兵威。
城上守军向汉军大声挑战:“有种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