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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竟又相距这么近（第1页）

周日，我六点半起床出去锻炼。做了准备活动后，沿着人行道跑了半个小时，又快走了半个小时。我长期失眠，但不敢吃安眠药。妈妈当年换了多种安眠药，每次用一阵子就失效。跟她在一起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她连续几天睡不着。那样的日子我不想重复。怕对安眠药产生耐药性，我只能寄希望于锻炼。到美国后我每天跑步。失眠问题没有多少好转，甚至在妈妈去世后进一步恶化。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坚持跑步，我恐怕早已经疯了或死了。

在清晨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沐浴下，跑出一身汗，心情会轻松舒畅一些。这是我一天中感觉最好的时刻。

我洗完澡回到房间，顺手带上门。刚把内衣穿上，门突然被推开，蒂尼思的儿子杰弗瑞站在门口。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已经窜了过来。他只有十五岁，但比我高出一大截。这么个又高又壮的黑人小伙子突然紧贴在我身边，我吓昏了，冲口用中文喊道：“你要干什么？”

他没有看我，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书桌，用右手捂着右耳朵，头往右边歪，不停地蹦着、笑着、嘟囔着。过了几秒钟，我才回过神儿来。他并没有要侵犯我的意思。我改用英语问：“你到我房间来做什么？”他没说话，也不理睬我，继续歪着头蹦着、笑着、嘟囔着。他的笑很怪异。另一种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杰弗瑞的外婆来到门口，说了声对不起，走进来把杰弗瑞拉了出去。

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两年前我第一次来看房时，杰弗瑞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他在妈妈身边捂着耳朵不停地蹦。我跟他问好，他不理我，接着蹦。我笑着对蒂尼思说这孩子看起来很害羞，她没说什么。这两年间，我早出晚归，很少跟他碰面，也没跟他讲过话。仔细想想，他好像的确不大对劲。看那样子，可能是有什么病吧。我想不出个所以然。没人跟我讲过蒂尼思有什么病或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想多嘴多舌地乱打听。

我吃完早饭便去了学校。自从来到B大，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学校里，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我必须尽快恢复以前的生活规律。我住得离学校不远，走路三十分钟就到。一路上我脑子里全是蒂尼思家的几个人。夫妻离异，身染重病，孩子又有怪病……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有这么多痛苦？是不是人生注定要饱受煎熬？

到了办公室门口，我拿出钥匙，插进锁孔，盯着门锁上方的那小幅黑白漫画了一会儿呆。一群牛在狂奔，下面题了一行小字：asifeverybodyknosheretogo。简直就像专为我画的一样。我在狂奔，却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更不知道归宿在哪里。画纸明显泛黄，想必贴在这里很多年了，二十年？五十年？当初贴它的人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迷茫？他或她现在已经步入中晚年了吧，有没有弄清目标和归宿？这么多年来，这里进进出出若干学生，是不是也有人跟我一样会时不时盯着它呆？

我们办公室五个人中只有费尔德和我是同期入学的，另外三个人入学都比我们早。他们来无踪去无影，只是偶尔来拿点东西或待上一小会儿。我经常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见上他们一面。搞不清楚他们平时都待在哪里。我们系博士生毕业的平均时间是六年半。熬上七、八年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这些人有他们不为我所知的世界。也许他们平时待在家里？或者边工作边写论文？费尔德喜欢泡在图书馆或机房。多数时间，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出乎意料，今天费尔德在。看我进来，他把翘在桌上的两条腿拿下来，转过身来跟我打招呼。他满脸倦容，眼睛里充满血丝。我问他是不是又没回家睡觉。他苦笑着说，帮教授做的东西快到截止日期了，没办法，只好连夜干。我把背包放下，去了机房。时间还早，机房里只有一个人。我选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喜欢这个位置，可以时不时看看窗外的蓝天白云绿树呆。

希望今天能静下心来做点有用的事。

开机后，我习惯性地打开邮箱，一眼看到已经四年没有见到但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周密。我的心紧跳了一下，打开他的邮件，只有一行字：

“你还好吗？我已经读完mBa，现在k城工作。”

k城，来B大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他竟然跑到这边来了？！

离婚后，我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他曾委婉地提出想要保持朋友关系。据说有人可以把前夫当成朋友，但我做不到。保持联系会让我不断地想起离婚前的混乱，我恼他、怨他、恨他。这种痛苦很没意义，不是吗？烦心事本来就不少，还要被过去的事过去的人折磨，岂不荒唐？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总是提醒自己：周密已经是过去时，我未来的生活里再也不会有他，那些跟他有关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影响我现在的生活，更不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恨一个人是跟自己过不去，让自己难受，你恨的那个人却一点不受影响。所以，不要恨、不要想，要忘记他，要忘记跟他有关的一切。也许时间是一剂良药，也许强制性遗忘起了作用，也许不恨是因为不在意，离婚的痛苦逐渐淡去，我现在似乎真的不再想他、也不再恨他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邮地址？转念一想，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想找一个人总是不难，何况系里的网站上列出了所有博士生的名字、入学年份、办公室电话和电邮地址。我在美国的正式名字是yingLin，没有起过英文名。

当年我大老远跑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躲开他，永远不再见他，把他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清除出去，把他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掉。而今，我们竟又相距这么近？他以前没有出国打算的，怎么也来了？还读了mBa？在哪个学校读的？现在做什么？在哪个公司？为什么要来k城？总不会跟我有关系吧？我呆呆地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最后想到，不管他怎样、在哪里，都跟我无关，我不想再跟他扯上一丝瓜葛。

我把他的信删除，关掉邮箱。

我开始硬着头皮给讨债公司写信。那天给拖车行打完电话后，我没再碰那份账单。我把它压到抽屉的最底层，尽量不去开那个抽屉。我知道我不该逃避这个难题，但却实在没有力气去应对它。拖车行最后把账单转给了讨债公司。我不能再拖着不管了。我打算给讨债公司写信，讲述我的困境，请求他们把债款降低到我有能力支付的数额。写了几行后，一个念头猛然蹦了出来：妈妈去世的消息应该告诉周密。

她曾跟我们同住过几个月。晚上她会洗好水果端给他，也会悉心做一些他喜欢吃的饭菜。他对妈妈也算不错，温和有礼，笑脸相对，陪她玩牌，陪她去郊游。其实我知道，他们俩都不喜欢对方。在妈妈眼里，比起她那些优秀的学生，他实在配不上她的宝贝女儿。她没有明说过，但从她的眼神和态度中我能察觉到她的失望。我一向心思敏感，尤其对她。自我上大学起，除了不断地提醒我与男孩子交往时不要“过杠”外，她从不对我指指点点，更不会对我的决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最多在我的要求下委婉地给出一些建议。尽管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最在意的人，但她完完全全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去尊重。即便我嫁给一个她不满意的人，她也没有说过什么。对此我感激不尽，也更加敬爱她。周密从开始时就觉察到妈妈不喜欢他，他对妈妈溺爱女儿的做法颇有微词，他认为我的许多毛病，诸如不求上进、不会做家务、乱扔东西、胡搅蛮缠不讲理，都是妈妈给惯的。尽管如此，在我们三人共同相处期间，他俩都把对彼此的不满掩藏起来，维持了一段表面和睦的家庭关系。

大家毕竟在一起生活过那么长时间，而且都尽力做过让对方开心的事。我点开垃圾箱，给他回复了一行字：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个月前我妈病逝了。”

我觉得这么做就是例行公事，没有动机，也不期待结果。我只是把该做的做了，仅此而已。

我继续给讨债公司写信。把困境讲完后，开始斟酌该用什么样的措辞来恳求他们降低债款额。这样的事以前没干过，既不知道该怎么说，又觉得有损自尊，而且用英语写东西总是像隔靴挠痒，没法恰如其分地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正在苦思冥想时，费尔德在机房门口喊：“林樱，你的电话，打到办公室的。”

刚开学时，同学们按照习惯不叫姓只叫我的名—ying。我觉得别扭。我不喜欢跟人走得太近，单字的称呼显得暧昧。当然我明白这只是我的怪想法，美国人中单音的名字很常见，Joe，kay，Jay，guy……可我觉得只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才会叫单字。我不厌其烦地要求老师和同学们叫我“Linying”，或者叫我“Lin”。不知他们是否觉得我莫名其妙，但嘻嘻哈哈间大家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

谁会给我打电话呢？我没有给过任何人办公室电话号码。只有系办的人偶尔打电话来找我，可现在是周末，她们不上班。两年前上微经课时同学们经常打电话来讨论作业。自从过了鬼门关后，大家各忙各的，再没人打电话了，有事都是写邮件或直接来敲门。会是谁呢？我关掉电脑上的文件，退出账户，走出机房。费尔德神秘兮兮地压低嗓音说：“是个男的。”

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竟然是周密。我一下子愣住。直到他再次叫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费尔德拿起书包，对我摆摆手，眨眨眼睛，意味深长地笑笑，离开了办公室。